潮健康／林昱彣 外電編譯
一個人的臉型寬窄，竟能預測國際戰爭與軍事衝突的爆發風險？發表於《Politics and the Life Sciences》的最新研究，分析全球 174 個國家、超過 1,700 位國家領袖在 1947 至 2010 年間的臉部特徵與外交決策數據。研究發現，「臉型寬高比（fWHR）」較高的領袖，發動國際軍事衝突的機率顯著更高；特別是在新上任的第一年，寬臉領袖發動軍事衝突的機率甚至是窄臉領袖的 3 倍以上。
國際衝突不只看國力？ 演化心理學揭「面相與好戰傾向」連結
在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國際軍事衝突的爆發通常歸因於國家間的戰略對立、相對國力差距，或是政治體制（如民主和平論）等巨觀環境因素。然雖然學者傾向將歷史視為客觀力量的運作，但實際參與決策時，便會發現領導人的個人性格起到了關鍵影響。儘管國際政治學界過去嘗試透過分析元首演講、新聞發布會或心理控因（Locus of Control）來評估領袖的好戰傾向，但這些研究往往受限於特定國家與時間，難以推廣至全球數以千計的政治領袖。
為解決這個理論瓶頸，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政治學教授羅斯·米勒（Ross Miller）發表於權威期刊《Politics and the Life Sciences》的最新研究，首次引入了演化心理學中的生理指標——「臉型寬高比（Facial Width-to-Height Ratio, fWHR）」，作為評估全球領袖攻擊性傾向的量化工具。
什麼是「臉型寬高比（fWHR）」？ 從古老演化看「強悍訊號」
「臉型寬高比（fWHR）」的計算方式，是以臉部的上顴骨外側雙側寬度（Bizygomatic width），除以眉心至上唇頂部的垂直高度（Upper facial height）。在演化生物學中，寬臉被視為同性競爭（Intra-sexual competition）中展現強悍戰鬥力（Formidability）與資源獲取能力的「真實訊號（Honest signal）」。
研究指出，人類在憤怒時自然產生的壓低眉毛與抬高上唇等面部表情，本質上就是在視覺上放大臉型寬高比，藉此向對手傳達威脅與戰鬥意圖。古人類骨骸的研究更顯示，臉型寬高比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個人因暴力衝突死亡的風險即降低 60%，顯示較寬的面部結構在人類歷史演化中具有顯著的生存保護價值。另外，腦波（EEG）實驗亦證實，人類大腦對於高臉型寬高比的臉孔會產生更強烈的情緒激發與警覺反應，自然將其判定為更具侵略性與支配欲。
63年大數據剖析千位元首 上任首年「寬臉者」動武風險高3倍
米勒教授團隊收集了 1947 年至 2010 年間、跨越 63 年共 174 個國家、1,761 位政治領袖的約 3,400 張標準照片，運用開放原始碼影像軟體進行精密量測，建構出龐大的領袖與年份導向資料庫。統計顯示，研究樣本中領袖的平均臉型寬高比為 1.90（標準差為 0.14)。例如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茲（Hugo Chávez）的臉型寬高比達 2.11，位居資料庫中的第 95 百分位，屬於典型的高臉型寬高比領袖。
實證迴歸分析顯示，在控制了國家相對實力、宿敵關係、民主體制、領袖年齡與性別等傳統變數後，臉型寬高比較高的領袖發動軍事衝突（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MIDs）的機率呈顯著正相關。更關鍵的是，研究揭示了強烈的「任期交互效應（Tenure Effect）」：臉型寬高比對軍事衝突發動的影響在領袖上任初期最為劇烈。在領袖上任的第一年，「寬臉領袖」發動軍事衝突的機率，是「窄臉領袖」的至少 3 倍以上。
隨著領袖在位時間拉長，這股因臉型特徵所驅動的動武傾向會逐漸衰減。研究團隊解釋，這是因為在任期初期，國際對手對新領袖的底線與膽識缺乏足夠資訊，寬臉領袖更傾向於透過早期動武來樹立強硬威信；而隨著時間推移，對手逐漸掌握其性格底牌並採取預防調整，衝突機率隨之下降。
跟著選民「好戰」需求走？ 領袖面相與群眾期待的「生態位建構」
為何寬臉領袖更傾向於採取強硬的外交政策？研究從「生態位建構理論（Niche Construction Theory）」與心理反饋機制提出了雙重解釋。首先，高臉型寬高比的個體從青春期開始便常被周遭認知為強勢與具支配性，該種長期社會反饋會內化為「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使其擁有更高的主觀權力感與冒險傾向。
其次，領袖與追隨者之間存在相互塑造的動態關係。在國家面臨安全威脅或外交危機時，群眾往往傾向選擇具有強悍面部特徵（高臉型寬高比）的「鷹派」領袖來獲取安全感。例如，1980 年美國大選期間，在伊朗人質危機與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背景下，擁有強硬形象的雷根（Ronald Reagan）便以「保持美國強大」的口號獲得選民青睞。
相反地，臉孔具親和力與信賴感的卡特（Jimmy Carter）則在越戰與水門案後的和平時期獲得支持。當高臉型寬高比領袖憑藉強硬形象當選後，為了回應鷹派選民的期待，他們更有動機在外交政策上付諸實踐，進而發動軍事行動。
受嚴重安全威脅國家 可能更容易選出「寬臉領袖」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還檢視了衝突目標國領袖（Target Leader）的面相效應。模型結果顯示，目標國領袖若同樣擁有較高臉型寬高比，其成為軍事挑釁對象的機率也略有增加。研究人員推測，這是因為高臉型寬高比的對手往往被評估為較不具合作誠意或更容易佔人便宜，促使挑釁方採取預防性或強硬的應對策略；而研究在控制國家固定效應、以及調整多層次對數模型後，寬臉領袖在上任初期高發動衝突的結論依然非常穩健。
在國防情報與地緣風險評估中，傳統的威脅分析多半聚焦於核武庫數量、軍費開支與經濟制裁；然而最終「按下按鈕」的仍是決策者個人。臉型寬高比提供了客觀且易於取得的量化指標，輔助情報單位在極短時間內建立新上任領袖的風險性性格側寫。不過，研究團隊也強調也必須客觀審視該研究的侷限性：
1.因果倒置與選擇偏誤：面臨嚴峻安全威脅的國家，本身或許更傾向選出寬臉領袖，這種環境選擇可能構成了統計上的內生性干擾。
2. 面部指標的單一性：臉型寬高比僅測量了顴骨與臉高，並未涵蓋下巴寬度、眼神動態等其他面部特徵。
3. 冒險傾向與好戰的區分：寬臉領袖發動衝突，究竟是源於純粹的「攻擊性」，還是對風險的承擔度較高（Risk-taking），在機制上仍有待進一步釐清。
總結來說，從人類演化留下的面部視覺訊號，到現代國際舞台上的軍事對抗，生物學特徵依然在隱性地影響著大國博弈。未來的研究若能結合 AI 神經網路全臉掃描、軍旅背景與童年創傷等綜合資料，將能更精準地描繪全球政治領袖的行為軌跡。
資料來源
Looks that kill: Facial metric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947-2010
